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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布斯的另一面:自称是混蛋 拒绝库克为他做肝移植
2017/2/6 10:10:00  作者:只不过  人气:5575次  评论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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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本文摘自《成为乔布斯》


 【美】布伦特·施兰德 里克·特策利 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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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陶亮 译


 中信出版社


 本文摘自《成为乔布斯》一书,内容有删减。与《乔布斯传》不同,本书呈现了另一个乔布斯:敢于承认错误、为他人着想、幽默风趣……请享用:


 「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!」


 2008年12月上旬,史蒂夫给我(本书作者——编者注)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,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。


 几个月以来,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、安迪·葛洛夫、比尔·盖茨和迈尔·戴尔的联合采访。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,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,叫作「打江山,守江山」( Founders Keepers),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: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;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;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、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,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。


 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,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。这段时间里,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。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,因此头脑模糊,甚至产生了幻觉。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,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·斯达( Ringo Starr)和贝斯手保罗·迈特尼( Paul McCartney) 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,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,扮演约翰·列侬的角色,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,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,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,因为听力的丧失,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。等我恢复理智后,我妻子洛娜告诉我,听了我的胡话后,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。她还告诉我,史蒂夫临走时说,「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,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。」


 2008年春天,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,作为书的核心内容。「8个人太多了,」他说道,「每个人都想出镜,所以谈得不够深入。」他建议,「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,找4个人就够了,我、比尔、安迪(葛洛夫)和迈克尔(戴尔),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,主题更加明确。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,交流时会更坦诚,让你的故事更好看。」


 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,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,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,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。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根魔法棒,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,虽然他们也很忙。


 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,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,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。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,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。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·伯克海德( Lanita  Burkhead),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,她提议寿司,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。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·墨菲( Terry Murphy),由她去准备食物。


 然而,12月11日午后,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。「布伦特,我是史蒂夫,」还没等我开口说话,他就径直说道,「我很抱歉,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。」


 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,「史蒂夫,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,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,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,如果你不在的话,访谈就没法进行了。」


 「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。」他说。


 我没有出声,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。


 「布伦特,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,消瘦得很厉害。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,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,几乎什么都吃,但体重还在下降,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,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。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,必须马上去治疗,我也这么认为。」


 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;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;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,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。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,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。他说,「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,什么都没留下。」


 「不管是什么问题,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,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,是我亏欠家人的。我还没告诉董事会,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,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。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,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,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。」


 接着,他的语调变了,「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,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,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。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,我希望亲自告诉你,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,但实在力不从心。」


 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,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。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,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,但依然充满活力,无论是iPhone、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,全都销量喜人,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 同样广受好评。


 「我应该怎么跟比尔、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?」我问,「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。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?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。」


 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,过了几秒钟后,史蒂夫苦笑着说,「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,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,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。」


 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。「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?」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,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年后选择退出,他可能有点混蛋,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。「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,现在还不能说。」


 我告诉迈克尔、安迪和比尔,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,其他什么都没说。大概过了一个月后,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「复杂」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,消息宣布后,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,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,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,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。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、手机号码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,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,我跟他说了「混蛋」的典故,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,我们俩都笑了。


 库克愿意拿命相救


 根据蒂姆·库克的说法,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·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,当时是2009年1月,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。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帝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,到了2009年,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,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,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


 库克说,「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,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」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,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,他整天躺在床上,看上去非常憔悴、疲惫、烦躁。


 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,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。在一次床边会谈时,史蒂夫告诉库克,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,因为血型比较稀有。在库克听来,这句话毫无逻辑,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,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。事实上,史蒂夫能获得合活肝源的概率非常低。


 一天下午,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,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,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,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。他开始研究,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,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,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,成功率都很高。肝脏是可再生器官,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,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。


 库克决定去做检查,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。「我觉得他快要死了。」库克解释道。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,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。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,他去了史蒂夫家,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,他开始提议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。「我真的想让他接受,」他回忆道,「但我话还没说完,他就打断了我,『不行,』他说,『我绝不允许,我永远不会接受!』」


 「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,」库克说,「因为肝脏问题,他已经奄奄一息了,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。我说,『史蒂夫,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,我做过检查了,这里有报告,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,我会康复的。』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的回答不是『你确定要这么做?』,不是『让我想想』,也不是『我的情况似乎…』,而是『不行,绝对不做!』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。我们共事13年,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,这是其中一次。」


 「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,」库克说,「沃尔特·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,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,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。看了那本书后,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,但这不是事实。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,生命太短了,不值得浪费。」


 谈到这一点,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,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,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,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。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: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。


 「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,」库克说,「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,并且追求完美,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,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,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,能完成更多工作,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。这些都是事实,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。当然,他肯定不是圣人,我并没有这么说,我们都不是圣人,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,并没有真正理解他。」


 「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,他自信、傲慢、充满激情,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,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,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。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,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,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,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,他总会说『如果需要帮忙的话,随时给我打电话。』」


 「他有勇气承认错误,然后做出改变,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,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。除了核心价值观,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,他愿意做出改变,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,这绝对是一种天赋。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,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。」


 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。他说,「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,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,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,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。」(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。)


 「有一天,他给我母亲打电话,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,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。他说他正在找我,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!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。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,他有那样的基因。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。」


 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,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,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,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8小时内赶到医院,史蒂夫有私人飞机,完全能做到这一点,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,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,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。


 2009年3月21日,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,因为出现并发症,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。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,其间情况并不乐观,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,包括乔纳森·艾维、妹妹莫娜·辛普森和律师乔治·赖利( George Riley),可能是想和他道别。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,铝制Mac Book Pro的微缩模型,Mac Book Pro将在6月上市。每件产品发布后,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,但这次情况特殊,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。


 最后的安排


 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。他后来告诉鲍勃·伊戈尔(迪斯尼CEO),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,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。但埃迪·库埃说,「事实上,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,一个是苹果公司(也包括皮克斯),另一个就是家庭。」两个他都需要。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,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。在去世前,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:iPad。


 从技术角度看,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。打造iPod时,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;打造iPhone时,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,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。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,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,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。


 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,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。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,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:到2010年年末,iPad销量超过1500万台。


 2009年,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,一如2004年,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。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,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候会结束,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。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「痊愈」个词,而是「带病生存」时间越长越好。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,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,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,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。


 在苹果,史蒂夫还是尽可能让员工把自己当成健康的人对待。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忍着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,」埃迪·库埃回忆道,「开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,他在吃吗啡,他很痛苦,但他依然积极参会。」


 回到工作岗位后,他对工作重心做了些调整,大部分只是2004年调整的延续。他只关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:市场营销、设计和产品发布,他也要确保自己去世后,苹果公司依然能够止常运作。其实他早就开始考虑这一点了,根据蒂姆·库克的说法,早在2004年,他就开始寻找继任、思考后史蒂夫时代,不过现在一切都加速了。


 最后的几个月,源源不断有人去他家探病。比尔·盖茨去过,奥巴马总也去过,与其他几位硅谷领袖一起吃了饭。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约翰·马科夫(John Mark off)和作家史蒂芬·列维(Steven Levy)都去了他家拜访,列维写过多本有关硅谷的书,其中就有描绘麦金塔和iPod开发历程的书。


 某天下午,比尔·盖茨在他家待了4个小时,「其实大家对我和史蒂夫的赞誉都有些言过其实。别人的功劳可能也算在了我们头上,因为如果要把每个人的功劳都算清楚的话,故事就太复杂了,」盖茨说,「我的意思是,史蒂夫的确功绩卓著,如果要选一位对个人电脑产业影响最大的人物,大家应该都会选史蒂夫,这是公平的。但史蒂夫并不是上帝,并非上帝显灵带来了平板电脑。」


 尽管这两位性格迥异,但依然建立了友谊和对彼此的尊重。「那天下午,我们并非想把对方比下去,」盖茨说,「我们讨论了曾经做过的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。」在史蒂夫去世前的几周,盖茨给他写了最后一封私信。


 苹果公司高管团队的成员经常会去他家,他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原本就很紧密的团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。他们会和史蒂夫聊工作,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或一起吃饭。


 正如库克所说,苹果的创新就如同「跑步机」般永不停歇,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转速度。「史蒂夫和第一代核心团队的关系也不错,」劳伦说,她指的是和史蒂夫一起拯救苹果的弗雷德·安德森、阿瓦·特凡尼安和乔恩·鲁宾斯坦,「但他更喜欢后来这个团队,因为他们共同取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成就。」


 8月11日周日,史蒂夫让库克去他家,「他说『我想和你谈谈』,」库克回忆道,「那时候,他已经不出门了,我问他让我什么时候去,他说『就现在』。因此我马上去了,他说他决定让我当CEO。我当时认为,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应该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,因为我们讨论了很久由我担任CEO、他担任董事长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问他,『你有什么现在正在做,但内心却不想做的事吗?』」


 「这是个有趣的话题,」库克笑着说,「他说,『由你来做所有的决定。』我说,『等等,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』我想说些激励他的话,因此我说,『你的意思是,如果我看过一个广告设计,觉得还不错,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能播放?』他笑了,说,『希望你至少来问我一下!』我问了他两三次,『你确定要让我当CEO?』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身体情况在好转,我工作日经常去他家,有时周末也去,每次见到他,都觉得他在好转,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很可惜,奇迹并没有发生。」


 多年来,库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选。在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请病假离开公司时,库克已经承担过两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,而且史蒂夫希望由内员工来接替他的职务。


 「只有内部员工才能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,」库克解释道,「如果我要离职,肯定也会推荐一位内部候选人,因为外人无法了解我们的事业和企业文化。我觉得史蒂夫还认为候选人必须具有披头士精神,如果候选人仅仅想成为史蒂夫第二的话,是没办法很好地为苹果服务的,而且我认为世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取代史蒂夫,虽然很多人想往那个方向努力。他知道我不会傻到想去模仿他,也从不认为有这个必要。」


 关于继任问题,史蒂夫和库克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,因此库克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,他们也探讨过史蒂夫去世后苹果的发展问题。根据库克的说法,「他不希望我们问,『史蒂夫会做什么?』华特·迪士尼去世后,迪士尼的发展停滞不前,史蒂夫非常痛恨这一点,他要确保苹果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。」


 史蒂夫告诉库克要任命他为CEO 的8周后,情况突然急转直下。「他去世前的一个周五,我和他一起看了部电影,」库克回忆道,「我们看的是《冲锋陷阵》(Remember the Titans,讲述的是黑人橄榄球教练如何逆袭取得成功的故事)。我非常惊讶他居然想看这部电影,他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们边看边聊,聊了很多,我觉得他很快乐。然而那个周末,情况却急转直下。」


 约翰·拉塞特(《玩具总动员》导演)接到了劳伦的电话,让他赶紧来见史蒂夫最后一面。「我待在他的卧室里,那间屋子本来是书房,后来改造成了他的卧室。」


 我们聊了皮克斯迪士尼,后来他对我说,『我累了,想睡一会儿,』于是我起身准备离开,想了想又停下脚步,转过身去,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吻,对他说,『谢谢你,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』」


 「他很特别,」拉塞特说,「有一小群人和他的关系一直很亲密,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,我们都很想念他。2013年11月(乔布斯去世两年后),我去旧金山参加劳伦50岁生日派对时,到得比较早,蒂姆也来了,他走过来和我聊天,很自然地聊到史蒂夫。我说,『你想他吗?我真的很想念他』,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。」拉塞特边说边翻开iPhone通信录列表。「我至今还存着史蒂夫的电话号码,我说,『我永远无法把这个号码删掉。』库克也拿出了他的iPhone给我看,他同样存着史蒂夫的号码。」


 「生命需要不断地更新与成长,」吉姆·柯林斯说,「大部分领袖并非生来就如此伟大,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练与成长。史蒂夫正是这样的,他的故事并不是成功的故事,而是成长的故事,我真希望自己能看到史蒂夫3.0版本,看他从55岁到75岁的经历一定很有意思,一定会比之前更加优秀。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史蒂夫3.0了。」


 「一家伟大的公司具有三个特质,」柯林斯把话题转到了苹果公司,「第一,票亮的财务数据;第二,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与众不同之处;第三,持续发展,随着技术与市场的演变而不断演变,不会因为一位领袖的离开而停滞不前。第—点和第二点苹果已经做到了,史蒂夫正和时间赛跑,试图帮助苹果达成第三点。是否能持续发展是对苹果的最后考验,目前还没有答案。苹果有许多优秀的人才,应该能够做到。」


 史蒂夫去世时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苹果都是一家杰出的企业。2011年年末,可以非常肯定地说,苹果是最成功、最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企业。苹果一直致力于利用小团队之间的合作,以高效、非官僚的方式持续打造卓越的产品,尽管到史蒂夫去世时,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万人,但这一传统仍旧没有改变。比起1997年史蒂夫刚回苹果时,2011年公司利润率更高,收入来源也更丰富。高管团队久经沙场,而且很少出现人员变动,除了阿瓦·特凡尼安、乔恩·鲁宾斯坦、弗雷德·安德森和托尼·法德尔,其他成员基本没有变过,成为公司品牌与历史的一部分。更重要的是,苹果公司非常擅长设计、生产、营销卓越的产品,史蒂夫曾经希望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苹果都一一实现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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